徽商好儒的文化渊源与现实体现

    徽州素称“东南邹鲁”。明清时期，徽商商业资本之巨，从贾人数之众、活动区域之广、经营行业之多、经营能力之强，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，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。徽商活动范围“几遍宇内”，所谓“山陬海涯无所不至”，在江南各地，特别是离徽州不远处的全国经济最发达、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三角洲一带，向有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。徽商的一个显明的特点是“贾而好儒”，“贾儒结合”，徽商的本质是儒商，他们或是“先儒后贾”，或是“先贾后儒”，或是“亦贾亦儒”。
　　一、徽商好儒的历史文化渊源
　　徽商之好儒，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，“新安为文公阙里，后先相望，斯文盛昌”。着名的思想家、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上饶），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为徽人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朱熹虽生于闽，宦于闽，而其文多自称“茶院九世孙”，又称“新安朱熹”，即不忘其旧也。朱熹两次回乡讲学授徒，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，朱子之学转相授受，历朝不绝，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——新安理学。朱子死后，先后有宋理宗追封信国公，绍定年间改封徽国公，宋度宗咸淳中诏赐婺源朱氏故居名“文公阙里”。明嘉靖间又诏婺源朱熹十一世孙朱墅为翰林院五经博士，“世荫录勿绝”。清康熙、乾隆先后亲书“学达性天”，“道脉薪传”等匾赐歙县紫阳书院悬挂。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、经济、学术、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自元代起，朱子之书列为科举必读之书，天下读书士子莫不朝夕诵读。而徽州人读朱子书，则又有更为深厚的桑梓之情，他们认为：“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，则宜读朱子之书，服朱子之教，秉朱子之礼，以邹鲁之风自待，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。”徽州人不仅读朱子之书，且世代敬奉朱子，无论为官、为商、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，数百年来，徽州文风炽盛，人文蔚起，名家辈出，风俗淳厚。仅以婺源为例：宋以下600余年间，婺源中进士者554人，举人718人，留下了“三代四进士”、“一门十一进士”、“六部四尚书”等佳话。婺源学者着述收入四库全书的竟达170余部。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，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怪了。许多徽商在从商之前皆是儒生，他们从很小时就熟读经史，有较高的儒学修养。只因“士而成功者十之一”，所以，在科举之途上碰壁的读书人就只好“弃儒从贾”，即“先儒后贾”，“以儒服贾”。这些儒生虽然改换“贾”服，但对儒学仍情有独钟。他们从现象上看忙碌于商务，但其本质却是“儒”，以“儒”作为内在素质来经商，以儒学的哲学与伦理来指导经商。
　　二、徽商好儒的具体表现
　　徽商之好儒，表现在他们从事商务活动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，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，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，其具体表现如下：
　　（一）以“仁”为本，以义统利。
　　孔夫子的“仁者爱人”，孟子的“人性善”，可以说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，是对个人德行的最高要求。把“仁”、“善”的要领贯彻到经商实践中，就必须坚持方法与手段的合理性与合德性，使经商能达到“至善”的目的。清代歙县商人吴彦先，“平生仁心为质，视人之急如己，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，事成而人不知其德。其或有形格势阻，辄食为之不宁”。他经常谆谆告诫儿子说：“我祖宗七世温饱，惟食此心田之报。今遗汝十二字：存好心、行好事、说好话、亲好人。”又尝说：“人生学与年俱进，我觉‘厚’之一字，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。”教导其子孙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、宽厚之德。
　　儒家学者并不反对利，但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，把义和利看作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，以公利为上。孔子要求人们“见利思义”，甚而“舍生取义”。他说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这个道，便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原则，朱熹说：“不以其道得之，谓不当得而得之。然于富贵则不处，于贫贱则不去。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。”因此，儒家在处理义和利关系时，主张义、利并举，所谓“礼以行义，义而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节”，就是将义和利统一起来。清黟县商人舒遵刚对义、利关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述。他说：“生财有大道，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”，并说：“钱，泉也，如流泉然，有源斯有流。今之以狡诈生财者，自塞其源也；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，与夫奢侈而滥于财者，皆自竭其流也。……圣人言‘以义为利’。又言‘见义不为，无勇’。则因义而用财，岂徒不竭其流而已，抑且有以裕其源，即所谓大道也”。就是说，“因义用财”才能开辟财源，使之流而不竭，既收到经济效益，又收到社会效益。
　　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，能从仁义道德出发，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，尤其是不趁人之危，以黑吃黑。《婺源县志》载：尝有一粤商贩珠宝适邑。途中听得担夫欲以商瞒税诉之官，遂将珠宝寄存于婺商店主汪源家。抵城后，担夫果诉于官。经查无着，担夫受妄言之罪。珠商亦不敢返取珠宝，仓卒远逃。至芙蓉五岭间，则汪源已在树下等候多时。粤商喜出望外，欲均分以酬，汪拒之，尽数归还。后有司旌表其义，反汪源地称为“还珠里”。据志载，徽人“家居为俭啬而务蓄积，女人尤号能俭。”然而在社会之公利面前，他们往往变俭啬为慷慨。明时，有婺源桃源乡人詹景端，经商运米四千二百石至饶。时值岁歉，民饥饿，景端尽捐其米以济，活人无数，江右人勒石铭颂其德。为了社会与人民的公利，徽商能做到抛千金而不惜。
　　（二）以诚待人，以信接物。
　　朱熹说：“诚包含有实理、诚悫两重意思”。“诚，实理也”、“诚是不欺妄底意思”，“亡诓欺诈不诚，信是个人所为之实。”仁义礼智信“五性”之中，实有是仁，实有是义，实有是礼，实有是智，便是信。将诚信用于商业，便是要求经营者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不搞假冒伪劣，不行欺骗妄诞。此正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属守的基本原则。《江南通志.舆地志》风俗篇有谓徽州，“地杂瓯骆，性刚强，君子务为奇行高节，而羞不义。……冠冕之伦，多尚气节，矜取予，有唐风瞿瞿之意”。在清代，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，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，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，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“陈茶”二字，以示不欺。这样的例子，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。
　　徽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信誉甚高。一是“货真”。徽商坚决反对做买卖以次充好，以假充真，对消费者极不负责的奸商行为。《太函集》中说：汪处士出门做生意，与子弟约法三章，“毋以苦杂良”，即不要搞商业掺假这一套。《大泌山房集》载：明歙西富源人胡仁之，“贾嘉禾(江西南丰)，年饥，斗米千钱，同人请杂以苦恶，持不可”。二是“价实”。历代都把“口不二价”视为经商者之美德。《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》记载说；歙商许文才“贸迁货居，市不二价”。《婺源县志》载：商人黄龙孙“贸易无二价，不求赢；余，取给朝夕而已”。三是“量足”。市场计量，缺尺少寸，克扣斤两，是要受到广大消费者谴责的。徽商深知这一点，自觉地以量足为美德。《休宁率东程氏家谱》载：明代休宁商人程莹，游贾他乡，“出纳平准之宜……不舞智以笼人，不专利以取怨”。《丰南志》中；亦载：明歙人吴一新业鹾浙中，“宁奉法而折阅，不饰智以求；赢”。《许文穆公集》载：明歙人许文穆(即许国)“尝与他贾市米，岁计倍赢，公竟谢去”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谢去，许国说：‘“夫出入不同量，以是为利，虽什百非我愿也”。四是“守信”。讲究信用，即遵守诺言，实践成约，以取得顾客的信任。徽商就是这样做的。歙商吴南坡说：“人宁贸诈，吾宁贸信，终不以五尺童于而饰价为期。”《醉醒石》第四回中讲到：徽州婺源县木商程翁，“做人朴实，与人说话，应允不移。如与人相约巳刻，决不到午刻。应人一百两，决不九十九两”。清代黟县商人胡荣命，更是个典型了。他在江西吴城“贾五十余年……名重吴城”。晚年罢归时，有人“以重价赁其肆名”，荣命不干，他说：“彼果诚实，何藉吾名?欲藉吾名，彼先不诚，终必累吾名也。” 
　　（三）研究市场，随机应变
　　徽商有较敏锐的商业眼光，善于研究市场，把握时机，做生意灵活变通。商场如战场，能否准确及时地把握时机，得失只在几微之间。这其中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并善于捕捉信息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徽人好读圣贤朱子书，文化素养较高，能够在风云多变的商场中权衡利弊，击败竞争对手。《江南通志.舆地志》风俗篇载徽州“山居十之五，民鲜田畴，以货殖为恒产，善识低昂时取予，以故贾之所入，视旁郡倍厚”。明休宁程镇鲁始“举宗贤数十人，俱人持三百缗合从贾于吴兴新市。……久之，业起，十人皆不资”。新安汪氏经营布匹，“十年富甲诸商”。道光《徽州府志》说徽商“善识低昂，时取予，以故商之所入视旁郡倍厚”。这就是指他们善于了解行情，利用行情。嘉靖年间，歙商许秩曾介绍其经商的经过，说是一日翻阅《货殖列传》，看到了其中叙述的蜀中商人从事贸易获取巨利的情况，他便买船沿江西上到达成都，并贩运货物于川蜀齐鲁之间，“往来者再”，“资金益饶”。《货殖列传》所载的内容，为许秩进行成功的贸易提供了信息。很多徽州商人，都善于通过对一地某种物品短缺情况的了解作出决策，然后从有此种物品多余的产地贱价贩运来，以从中谋取厚利。
　　徽商的好儒还表现为富而儒化。一是谋求政治地位。由于历代统治者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，商人即使富有，政治地位仍然低下。历代科举还有规定，商人不能应试登第。到明代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商人可以出钱买官捐官，商人子弟也能业儒为士，参加科举考试，进入仕途。商人或商人子弟进入官场，封建政府中就有了商业资本的代言人，在施政和执政中代表他们的利益。所以，徽商在富裕之后，有的花数千、数万两银子去捐个八品至五品的官衔；有的培养子弟，业儒求仕。如休宁人金声，父贾于楚，以富称，乃精心教读儒书，得中崇祯元年进士，慷慨面陈时务，崇祯为之心动。二是重视智力投资。《休宁县志》载：“明代徽州56万人口．书院多达54所。”清康熙年间统计，徽州六邑设有社学462所。而且，宋之紫阳书院，明之还古书院、清之东山书院，都很有特色。此外，一些名宗望族，缙绅之家还广兴家族塾学之风，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教育事业，利用各种方式教育子弟，开馆助读，形成“十户之村，不废诵读”、“徽州茅屋书声朗”、“远山深谷，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”之盛况。《婺源县志》载：考川胡淀，建明经书院，延四方学者，自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。历十年，学者盈千人。大畈汪绍，于居室之南辟义学四友堂，教授乡里子弟；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。歙人吴之录，清时置义田，设义学以教养族人。三是富而好施，扶危济困。徽商经营于外，赚了钱，多乐于为公益事业助资，也能于急难中济困扶危。明代婺人朱腾远经商于楚，一次道经芝城，宿旅舍，闻有邻妇哭声达旦，询之，妇告夫因被诬下狱，非千金莫能救。腾远慷慨倾囊以赠。清时，有婺商胡正炬，乾隆九年洪水骤发，河中溺者甚多，正炬急起捐募救灾，使生者活之，死者葬之。俞履绥与继妻程氏一生乐善好施，皖北水灾，捐洋1500元；始兴修路，潮州风灾，各捐洋数百元；日本地震捐洋1500元，县内修路建桥，莫不乐为资助。民初，婺人因经商谋事外埠，有丧必运柩返乡，县人程述卿等首倡，各商埠会馆大力支持，募捐集资数千银元，建“以妥堂旅榇所”，使旅外殁者有返乡之费和停柩之所。
　　三、徽商好儒的现代价值
　　徽商崛起于明清，衰落于清末，历时四五百年而走完了他们的历程。徽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它所积淀于社会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。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，就在于“儒”字。也就是这个“儒”字，使徽商追逐财富成为手段，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，因此，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，却做得三心二意。到19世纪末，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，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很明显，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，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。但“官本位”的徽商却做不到，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。即使象胡雪岩这样一代“红顶商人”，最终还是遭到了“灭顶之灾”。如果我们醉心于历史上的徽商的成功与辉煌，将他们的经营理念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态度完全继承过来，那就显得“刻舟求剑”了。当今商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传统的徽商精神虽然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，对于它的不合乎现代商业精神的成分必须扬弃。但徽商贾儒相邦、敬业拼搏、诚信进取、勤俭协和的理念以及坚忍不拔、吃苦耐劳，讲求商业道德等精神。还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借鉴的。
　　（一）“徽商的成功，固然与他们的能力和素质有关，但决定性的因素是：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最发达、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三角洲”。从徽州出发的交通路线非常方便，沿新安江而下，经富春江、钱塘江，即可到达杭州，进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。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，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、镇江、扬州，经大运河沟通各地。由于都是顺流而下，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、木、石料、药材、纸、茶叶等外运，回程则可运输丝绸、百货、粮食等商品。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，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，不再限于经营药材、茶叶、纸墨、竹木等本地产品，而是以从事“两头在外”的商业为主，即从外地采购商品，在外地销售。徽商还充分利用扬州和大运河的特殊优势，通过承包官盐销售，获得巨额财富，并形成一个盐商群体，长期垄断官营盐业，并扩展到沿运河城镇的商业。长江三角洲是徽商经商获利的主要场所。多数徽商自幼离家，追随在外经商的父兄，或者在同乡、亲友的商店当学徒，成年回家结婚，然后又外出经商，仅年节返乡团聚。明清以来还有不少徽商迁离家乡，在经商地定居，只是偶尔回原籍扫墓省亲。年深日久，一些徽商后裔已经融入迁入地，其影响也扩大到商业以外的范围。但他们继续通过会馆、行会、同乡会等途径维持着徽商群体，保持相互间的联系。今天我们不时可以听到“重振徽商雄风”的口号，时过境迁，今古异势，当年的“雄风”能否重振，如何重振，都应认真研究。但回顾历史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新的“徽商”也离不开长江三角洲这个大市场。
　　（二）徽商的信、诚精神，对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尤其值得弘扬。孔子说：“君子言必信，信必果。”要求人们讲真话，办实事，答应了的事，签订了契约合同，即使出现意外情况，也要全力以赴，实施兑现。诚就是不欺骗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信是个人所为之实，就是讲信誉、守信用。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，是一种法制经济，是建立在经济自由、经济公平、平等竞争基础上的法制经济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，在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人治传统的国度里，它所遭受的最大障碍，就是人们法制观念的普遍低下。近几年，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，商业欺骗手段花样百出，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之外，内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。儒家教化学说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，就在于在实施教化过程中，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。在这方面，徽商自觉地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，把信、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，无疑地为商业工作者树立了榜样。弘扬信、诚的职业道德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下正常的商业秩序，这是时代的要求，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。
　　（三）从历史上贾儒结合的模式中，悟出其在今天的表现形式，即造就新一代具有相当思想理论素质和专业技术造诣的商业工作者，创造性的开展工作。韩国学者尹丝淳曾指出：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，儒学理论中强调探究合理、实践伦理、重视理性，这是促进儒教圈近代产业化的巨大潜力。西方一些着名学者认为，要想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，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求智慧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解决好“为什么发展，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”这一问题，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精髓，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原理三者结合起来，挖掘民族内在的巨大潜力，解决并处理好初级阶段的种种弊端，这些都需要大力培养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，熟悉国情、熟悉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，能正确地处理好商业工作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现代商业工作者。
　　（四）树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，发展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，济困扶危，赈济救灾。徽商的可贵之处，在于注重人才投资，振兴教育事业；在于他们的慈善与公益事业不只是关注自己的乡里与亲友，而是全社会的。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“以天下为己任”观念的具体实践。当今中国，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，一些地方教育落后，群众的文化素质低下，大量的公益设施得不到改善，这些都需要把徽商发展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，济困扶危，赈济救灾的精神弘扬光大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　　徽商创造了儒商精神，数百年来，儒商精神又丰富并深化了中国的传统经济、政治和文化。今天，我们大力弘扬徽商精神，决不能把“贾儒相邦”片面地认为是官商结合、权钱结合，甚至反对儒商的提法，进而断章取义，“一叶遮目，不见泰山”，忽视了儒商精神留给后人的无穷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