徽商维权启示录

    在士农工商严格分明的等级社会中，徽州商人即使通过努力经商而赢得了广泛社会赞誉，其地位仍是低下的，其辛苦遭遇更是鲜为人知。他们不仅要克服水土不服、路途遥远、天气恶劣等自然因素的障碍，更要遭受着上至各级官吏、下至市井无赖的肆意盘剥和无端敲诈，而人祸比天灾给徽商带来的损失更为可怕。
徽商遭遇
    明代话本《石点头》卷八载，有一徽州布商汪某，携带几千金绸缎自苏杭前往川中贩卖，途经荆州如例纳税。不料那班衙役见货物甚多，便起贪心，硬要汪商多出十两银子。汪商走南闯北一听便知是敲诈，哪里肯出，便争辩道：“莫说我做客老了，便是近日从北新、浒墅各税司经过，也从无此例。”此语一出，激怒了贪财不成的衙役，不由分说，劈头便是一顿好打。
    汪商腰缠万贯，极有体面，哪里受得了这种气，为此愤愤不平，偏要找个说理的地方，并扬言：“我正项税银已完，如何又勒住照单，索诈钱财，反又打人？”自以为有理能申冤，殊不知进了衙门，更是有理说不清。吾爱陶(时任荆湖路条例司监税提举)终究寻了个不是，汪商挨了五十大板，判了个漏税的罪名，按新例：“漏税，例该一半入官”。可怜汪商几千金的绸缎瞬间化为乌有。
    若说此则材料乃小说家之言，不足为信，那就再来看看历史记载。徽州地狭人稠，有赖于江西、苏杭产粮区的粮食输入，饶州、浮梁乃是江西稻米进入徽州地区的水路交通要道。康熙《徽州府志》卷八载，米船经过饶州鄱阳进入浮梁境地，两岸盗寇如张挺者早已准备好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掳掠过往客商。商人赴诉于官府，知县竟然说“贫民无活计，暂借尔商救度。”此言一出，匪胆愈壮，劫杀遍野。
    面对利益不断遭受侵害的现实，部分徽商采取了消极的态度，息事宁人，他们或出于无奈，自认倒霉；或出于自保，抽本远避。如汪士明，歙县潜川人，经商于广陵，面对税使盘剥，与之分庭抗礼，有心而力不足；拱手任人宰割，又于心不甘，无奈之下最终选择输粟实边。又如江终慕十二三岁就远去钱唐经商，通过米盐杂货的小买卖艰难起家，不料遇到包藏祸心的官员，让他深知此地非久居之所，出于自保，江终慕即收余赀，令其子远离是非之地。

智勇维权
    然而，上述息事宁人的做法毕竟只是少数徽商的行为，大多数徽商还是能做到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。
    歙县《竦塘黄氏宗谱》卷五载，黄鉴以盐业起家，其人颇具古道侠义心肠，名满两淮间，尝经商于通泰，当地诸商深受地痞刁难之苦，面对地痞无赖欺行霸市的行径，诸商畏首畏尾，不敢与之抗争。黄国明不畏地痞无赖耍横逞强，义正词严，瞠目呵斥这些跳梁小丑，一句“蠢尔海夷，不知新安有黄国明耶”！吓得这些街霸泼皮畏畏缩缩，大快人心。自此以后，通泰当地经商环境大为改善，街痞无赖再也不敢为非作歹，诸商无不称快。
    面对恶势力的嚣张跋扈，妥协忍让只会助长其气焰，只有拿出更为强硬的气势，才能先声夺人，这就需要过人的勇气和胆略。明末榷关弊端丛生，九江关李光宇把持税务，无视朝廷法度，对过往商船肆意盘剥，多方勒索，广大客商忍气吞声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任他如何嚣张跋扈，作威作福，徽商江南能不畏艰险，依然鼓起勇气陈情弊端，状告此等贪官。最终奸蠹伏诛，诸商称便再无盘剥之苦。
    当然，徽商维护自身权益，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胆识和勇气，更要以智取胜，依靠智谋，巧妙运用策略，维权更是事半功倍。如《清稗类钞》有载：一男子到徽州典铺当珍珠五百金，或许是老掌柜一时走眼，事后方才发现珍珠是假的，无故损失五百金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骗子得逞后是断不会赎回的，报官缉拿根本不靠谱，且此类案件本就是个无头案，何处去寻骗子。掌柜干了几十年典当生意，竟想不到晚年阴沟里翻船，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再也无法在典当界混下去，竟萌生隐退之意。临别前，宴请同行话别，席间为泄心中怨气，当众砸碎那颗假珍珠。岂料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也传进了骗子的耳朵，骗子不觉露出一丝坏笑。当铺规矩“值十当五”，也就是说价值千金之物在当铺只能当五百金，方才骗子当五百金则说明此珍珠价值千金。掌柜当众砸碎了那颗假珍珠，现在已死无对证，于是骗子有恃无恐，凑足了五百金，大模大样的去赎那珍珠，自以为势在必得，赚千金。老掌柜料到骗子会来赎珠，早已等待多时，将原珠奉还，骗子见珠仍完好无损，可真是有口难言，发财迷梦顿时破碎。原本陷于被动的掌柜，料定骗子利欲熏心，只要用更大的利益去引诱不愁骗子不上钩，一场砸珠诱敌计将骗子从暗处引到明处，终于挽回了损失。可见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以智取胜，以谋略挽回权利。
    徽商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染，不仅养成习律令、守法律的好传统，更懂得学会依法维护个人权益并付诸行动。光绪《婺源县志》卷三十四所载：李登瀛尝业茶广东，道路艰难，尤其江西一段路程，陆路、水路盗匪时常出没，骚扰过往客商，备尝艰辛，李登瀛恳请官府保障过往商旅安全，结果陆路“勒石于通衢”，水路“肃清河道”。经商道路得以畅通，再也不必担心匪患为害，商人自然受益。
     两淮盐业徽商独占鳌头，享利最大，却屡遭盐政官员勒索，黄豹、黄琦父子，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业盐于两淮，家业大起，却因“以通鹾利忤豪猾”，显然“豪猾”所指盐政衙门中官吏。或许是勒索未遂，“豪猾”便借端欺凌，百般刁难黄氏父子。面对贪官污吏的横行，黄氏父子没有畏首畏尾，而是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权。黄琦奔赴院司衙门不卑不亢，进行申诉、辩白，由于申诉有理有据、事实清楚，院司长官“皆直君”，最终还公道于黄氏父子，贪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    在徽商个人与群体利益受损的危难之际，徽商往往不是单枪匹马，赤膊上阵，而是“声应气求”以整体形象出现，积极维权。徽商足迹所到之处，会馆或同行业公所遍布各地，会馆起到了维系徽商内部间凝聚力、增强身份认同感、为徽商提供便利的作用，因此徽商大都为筹建会馆不遗余力。《徽商公所征信录•序》载：浙江候潮门外是徽州木商货物集散地，由于木商公所没有建立，众商缺乏正式的议事场所，木排也没有放置的地方，这无疑给徽州木商带来了诸多不便。为便于徽商经营活动，江扬言父子买地3600余亩，准备兴建木业公所，这一动议得到了其他徽商支持和赞助。不料却遭到当地居民强烈反对，眼见公所兴建受阻，徽商整体利益受损，于是众商诉诸法律，与当地居民进行法律诉讼。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耗费巨大，最终“得全此业”赢得官司，成为徽商维权的一起典型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