徽文化

徽商文化

    清末许奉恩所着笔记小说《里乘》中有一个“一文钱”的故事:

    有甲乙两位安徽商人,挟重资来苏州贸易,两人各恋一妓女,未几,便为此挥霍一空。很快,他们沦落到日则行乞,夜则寄宿古刹。一天晚上,两人就地燃火,相对欷歔。

    甲徽商摸出仅存的一文钱要扔掉,乙徽商急忙拿住说:“我有办法了。”不一会儿,乙徽商怀抱竹片、草茎、破纸、鸡鸭毛等物归来。他鼓动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钱买来的面粉,索水调浆,将草缠竹片上,蒙上纸,再遍粘鸡鸭毛,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种禽鸟纸玩具。

    待天亮,甲乙徽商各携这些禽鸟纸玩具至玄妙观。玄妙观为苏州寺观之薮,特别是春天,游人如织。妇孺士人见甲乙徽商所携禽鸟,以为酷肖,争求购买,顷刻俱尽。每具禽鸟是以十数钱出售的,甲乙徽商收入了五千多文钱。这时,乙徽商才告诉甲徽商:竹片、草茎、破纸、鸡鸭毛,皆拾于诸市上,又用那一文钱买点面粉,这就是全部“家当”。

    此后,甲、乙徽商用一文钱赚来的钱,添购各色纸张,拾来鸡鸭毛羽,以肖人物花草等状。两人夜间分制,白天便到玄妙观出售。不到两年,甲、乙徽商便积资数万。他们遂于苏州阊门开设一爿布店,为不忘此店所本,大书“一文钱”三字榜于门。从此,“一文钱”名扬苏州,生意日隆。

    无独有偶,徐珂《清稗类钞》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,主角是江西南昌籍商人,在明清又称作“江右商”:

    一“江右商”因经营不善,在年末只剩下二百钱,债主毕集。于是他到坟间准备自尽,却遇到一位也想自尽者,他急救下,相与慰劳。那人知道“江右商”寻死的原因,嘲笑他二百钱办不了事的观念,便向“江右商”要了那二百钱,买了一坛酒,一块肉,几十件玩具,两人找座古庙,席地饱餐一顿。翌日清晨,那人叫醒“江右商”,告诉他:今日新年,士女嬉游,你去卖玩具,如大人买,可便宜些,如有带小孩,小孩牵衣索买的,可卖贵些。

    “江右商”按这话去做了,结果发了笔小财,返见那人,并打算再去贩卖玩具,那人却笑他:

此子之所以折阅也。昨尚岁暮,市中玩具价较廉,故贩售之,可以获利。今已新岁,市中玩具价亦涨矣。吾侪成本无多,利货速售,方足以资周转,非若多财善贾者流,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。

    徽商是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绝境中,只凭着一文钱,买来面粉,捡来禽毛破纸,依其自身所具备的艺术才能,做成了长者幼童皆喜的玩具,而且他们敢于到玄妙观去和别人竞争。玄妙观在清代确为一商业中心之地,店肆密布,伎艺纷呈,甲、乙徽商却以新美的玩具获巨利,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

    再看“江右商”,也是走投无路,全靠明白人的指点,自己则缺乏艺术修养,不会动手,只能用二百钱去买玩具再贩卖,才度过难关。而且他还不能审时度势,毫无主见,这就阻碍了自己进一步赚钱。

    将“一文钱”与“二百钱”作一比较,有见地的人一眼就可看出,“徽商”要高出“江右商”一筹,差距是很显着的。也许正是基于此,“一文钱”故事又被丹青高手加以图绘,布之于《点石斋画报》。尽管《点石斋画报》中的“一文钱”故事发生在广东,与“一文钱”祖本有出入,然而情节大致相同,看来“一文钱”故事在清代流传的范围不小,影响也很大。

    但这些“一文钱”故事的源流真假究竟如何?笔者认为:“一文钱”着者许朝恩为安徽文士,耳目甚近,撰文真实性较为可信。度之于明清晋、陕、鲁、粤、浙、闽、湘等诸多商帮,他们的经历虽然也是艰苦创业、揣透行市、擅长经营、灵活应变,可就所处的具体物质环境,挥毫舞墨,娱乐遣情的浸染,教育的开化,礼俗的投入等,均不如徽商那样集中而又扎实。明白于此,便找到了“一文钱”的徽商何以能在逆途转衰为胜的关键。

    现撮主要叙述,先从徽州的具体物质环境谈起。据《歙事闲谭》,明清的徽州,“粉墙矗矗,鸳瓦鳞鳞,棹楔峥嵘,鸱吻耸拔,宛如城郭,殊足观也”。可以说,明清时的徽州人一生下来,就置于一种典雅隽永、装饰秀丽的时空氛围之中。

    他们所居住的楼阁、门罩、廊柱、梁架、栏杆、窗户,雕镂细腻,纹样华美。人物故事、灵兽花卉、神话传说、放牧射猎、挑水劈柴、行走收割、百戏游乐、稚儿玩耍、西湖风景、烟云黄山……无所不包,一砖一物,一栏一事,无处不在,尽收眼底……

    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群,如许国牌坊,它是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,和两侧单间双柱三楼的建筑组成,大块石料,质硬色青,梁枋、栏板、斗拱等上面,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彩凤珍禽、飞龙奇兽,石坊上所有题字,皆是馆阁体”、“擘窠书”。

   类似这种牌坊,如棠樾牌坊、江宅木牌坊,均集书法、雕刻、建筑于一体,造型独特,观赏价值极高。加之村人聚玩憩闲的水口之类的园林,台阁池亭,石刻极精;宝塔卧桥,花木成趣。巍峨的祠堂,幽雅的街厅,奇巧的厅院……从这个角度观察,《丰南志》说徽州是“彬彬乎文物之乡”,是名符其实的。这些建筑是对徽州人最直观最生动的文化熏陶。

    徽州人的文化性格的形成,还有赖于得天独厚的纸、墨、笔、砚的开发和制作。像婺源龙尾山所产的龙尾石,石质坚润,呵之即泽,光洁莹亮,徽人便因石取势,雕琢成颇耐观赏的砚台,世称“歙砚”。徽墨的形制、花纹,特别讲究,使墨锭成为一种艺术品。

    而“一文钱”故事所说的甲、乙徽商所具备的绘画本领,自明代以来,几乎是徽州人都希望学习掌握的一种技巧,连最低层的农夫住家的檐壁也绘满了图画,富足的图画收藏家则将价值数万的郑板桥、金农的作品粘柱障壁,以至比比皆是。一言以蔽之,徽州人都以绘画为雅事,和体现自身价值的目标,收藏书画则成为最流行的时尚。正因如此,徽州画家之多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,据不完全统计,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画绩斐然者,就达四百二十余人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“新安画派”。

   直接与之相关联的是徽州的版画。明清一直流传“时人有刻,必求歙工”之说。明代新安黄氏一族,就是其卓越的代表。他们父传子受,数代相继,当时的徽州,作坊刻凿之声,如鼓似筝,彻夜不息。任何一个徽州人,都不可能不受其感染,“一文钱”故事中的徽商自不例外。

    尤其是明末徽州胡正言所创的“饾板”、“拱花”技法,即用饾饤般大小板块,按画稿位置固定在案上,分别刷以各种颜色,使其有深浅浓淡,显现物象的阴阳向背,成为一张五色缤纷的图画。“拱花”是将刻好的线纹板不刷色,印时用纸压在板面上,使行云隆起,花卉轮廓,禽兽羽毛,流水涟涟……一一凸现在纸面,俊逸纤丽,穷工极巧,绣像绣梓,展卷悦目。这都会给“一文钱”故事中的徽商以深深的影响。

    由此要说到的是徽州的刻书。自明以来,徽州出外经商者日多,足迹遍布海内,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全国地理自然状况。这正像隆庆年间刻《一统路程图记》的休宁人黄汴,恐天下人像他那样“厄于歧路”,于是,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,得数家《程图》,穷其闻见,考其异同,反复校勘,积27年编成了这犹如旅行交通指南的书。由于此书可以为漫漫的商旅行程提供方便,所以接连印刷三次。

    此后,万历年间又有陆嘘云的《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世事通考》问世,其中时令、人物、身体、病症、五谷、荤食、衣冠、首饰、丝帛、靴鞋、百工、杂货等各种常识,一应俱全。这种为商人编写刊刻的日用百科全书,对外出经商的徽人帮助是很大的,使其对各地风土人情、性格喜恶都能有所了解和掌握,“一文钱”故事中的徽商正是在这类书籍的潜移默化下,针对苏州人好玩的习俗,想出制造玩具点子来的。

    这也和徽州热爱伎艺的风气有一定关系。《休宁碎事》曾记载:万历二十七年,休宁迎春演出的台戏就有109座。又据清代采蘅子《虫鸣漫录》一条史料,也能说明这一问题:金陵上河,是徽州木商的聚居地。每年灯会,他们的仪仗器物,皆剪纸为之,五色粘合,备极灿烂,雕镂纤巧,殆类神工。空其中,可燃烛,人物灯式,宛肖真者,伞灯尤奇,还有穿茉莉结成的,超出想象。徽商制灯的耗费,就不下4000两银子!正是徽商这样的热衷于娱乐活动的素质,触发了“一文钱”故事中那位徽商制作玩具出卖的灵感。

   诸多原因中最为主要的当归结为徽州的教育。仅《康熙徽州府志》统计,当时的“社学”就达562所。《光绪婺源乡土志》这样记载:

婺人喜读书,虽十家村落,亦有讽诵之声,向科举未停,应童子试者,常至千数百人。

    徽州的教育是相当雄厚的,是从基层,从娃娃抓起的。

    可是明代徽州却有句“以贾为生意,不贾则无望”的谚语,即按徽俗,如清代《豆棚闲话》小说所写:“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。”

    但这时外出的男童,已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了。《光绪婺源县志》所说的奉父命服贾的董邦直,“奔走之余,仍理旧业,出必携书盈箧”。在徽人看来,经商和学习是互补的,是相辅相成的。汪道昆《太函集》明确指出:“诎者力不足于贾,去而为儒;赢者才不足于儒,则反而归贾。”

    这种“儒贾”、“贾儒”的模式,对徽商的事业是大有裨益的。汪道昆举嘉靖曹演的例子:曹因家贫“舍儒而贾”,起初仅是资微本薄的“下贾”,由于曹善于在经商中用“心计”,只五年就达到了“中贾”,十年就成为“上贾”了。

    《丰南志》记万历时,在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吴承先,有空就翻阅史书,与人纵论社会兴衰,即使硕学大儒也认为不如他。吴承先因此获得了群商的信任,商人的经营活动都来依靠他策划。吴承先也确实能“权货物之轻重,揣四方之缓急,察天时之消长,而又知人善任,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”。当然这种能力并非天生,而是他抱定了“贾儒”的宗旨,重视学习的结果。

    这两个事例,使人领悟到:是教育给徽商打下了成功的根基。

    许朝恩正是综合了以上徽商所拥有的文化品格,浓缩成了“一文钱”的故事,它不乏传奇色彩,但它的确是徽商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较为真实的写照——那就是徽商在商业经济活动中,尽管一时衰败,但凭其优越的文化素质,也能在破落中找到希望,一点一滴做起,注意小本的积累,转败为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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