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雪岩：卦象与残章
还乡
安徽绩溪的胡氏族谱上找不到胡雪岩的名字——尽管他一直被认作徽商的代表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在“杭州人”与“绩溪人”之间，关于胡雪岩的籍贯之争闹得沸沸扬扬。这场学术之争背后蕴藏的不仅是一地之尊严，更是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博弈，绩溪为胡雪岩修造了上千平方米的纪念馆，杭州市政府则耗费2900万元，遴选五百多位工匠，用16个月修缮了杭州元宝街上的胡雪岩故居。它们都宣称是胡雪岩的故乡，在这个擅长商战的红顶商人死后一百多年，两座城市以他的名义，进行了另一场商战。
胡雪岩的名字不在徽州胡氏族谱中，是杭州用来争夺胡雪岩的致命武器。为此，绩溪名人档案馆特聘研究员、有“胡雪岩后裔代言人”之称的胡维平曾自费前往杭州、上海、太原等地，终于弄清了来龙去脉：胡雪岩因自幼家贫，缴不起“谱捐”，未能在家谱中登记入册。胡雪岩发迹之后，一说是族长特意到杭州，允许他入族谱，但须缴纳2000两白银，被胡雪岩一口回绝；另有一说是，胡雪岩曾与管家一起衣锦还乡，计划之一是出笔钱重修族谱，但同行的管家不知何故得罪了族长，任他们出多少钱，族长都不答应重修族谱，胡雪岩一气之下回到杭州，重金聘请几个书生，另外编印了一本胡氏家谱。这些说法，无疑都与钱有关。
关于胡雪岩的出身，还有另外的疑惑。胡雪岩是绩溪人不假，但他本不姓胡，和胡适一样，都是李唐的后代，属于绩溪胡姓中的“李改胡”，而不是本土的胡氏后裔。这个被更改的姓氏，使得在胡雪岩诞生伊始，就决定了动荡的命运。
然而，对这个自幼就离开安徽的红顶商人而言，他的本姓，或者他的族谱，其意义或许是有限的。它们更像一些潜伏的根系，而非伸展出泥土的那些贲张的树冠。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，他在杭州和上海，都比在他的家乡徽州绩溪更有名。他留给后世庙宇善堂的落款，常常是“钱塘子弟胡光墉喜助”。
事实上，嘉庆、道光年间，杭州与徽州之间也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：杭州是远近闻名的东南名城，地处大运河南端，又是丝织业、木材业、盐业贸易的中心，徽商几乎把持了两浙的盐业，在丝织业和木材业等行业也颇有斩获。钱塘江畔的“徽州塘”，就是徽州人当年弃舟登陆的地方，杭州的徽州弄、小江村，也是徽商聚居之处。
杭州与徽州互为表里，包括徽州人在内的来自四方的少年们怀着理想背井离乡，方能成就杭州的繁华与熙攘。杭州不过是江南名城的缩影，而徽商的成功之路亦是近现代中国转型期中浓墨重彩的卷轴。当代中国井喷的商业气息，使胡雪岩的故事变成人们按图索骥的精神依靠。故乡在哪里，已经不再重要。即便知道日暮乡关，很多人也已经回不去了。
南下
徽州的子弟们揣着雄心壮志奔走四方之际，胡雪岩已经为地主家放了五年的牛。因为不属于当地土生土长的胡姓氏族，他和他的母亲尽管身在故乡，却常有寄人篱下之感。
一次偶然的拾金不昧，使胡雪岩获得了南下当学徒的资格。临行前，母亲托人为他算了一卦，卦象的意思是“东南大陆，必有财富”，短短八字道尽了他的人生轨迹。胡雪岩曾拿着卦象找到私塾先生，后者告诉他，“大陆曰阜”，他要到有“阜”的地方才能发财。后来，胡雪岩落脚的第一家杂粮店，在大阜；见证他成长的第一家钱庄，叫阜康，这些巧合拼凑起来，似乎冥冥之中的确有什么在护佑着他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，他曾经只是奔赴异乡拼搏的万千徽商中极渺小孱弱的一个身影，却在历史的起承转合中投下了极耀眼的一笔，被后世尊为“商圣”。
胡雪岩的发迹始于他与福建人王有龄的交往。
在高阳的想象中，王有龄是路边茶肆里的落魄书生，名义上捐了个盐大使，其实潦倒不堪，牢骚满腹，而年少的胡雪岩略通《麻衣相法》，看出此人颇有才华，将来必定飞黄腾达，所以不惜挪用公款资助他上京补缺。
二月河则将两人的相遇想象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风云际会：王有龄父子被债主追债，王有龄被逼无奈，举刀砍伤追债人，夺路而逃，到了桥边顾影自怜，竟纵身跃入河中，幸被路过的胡雪岩等人救起。
这些栩栩如生的细节为后人添了许多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追究其真伪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两个客居杭州的人因缘际会，惺惺相惜。王有龄果真如胡雪岩所料，仕途得意，平步青云，回到杭州之后，他大力提携胡雪岩。说是提携，不如说是相辅相成。一个满腹经纶，一个深谙商道，心有灵犀，一拍即合。王有龄以粮台积功报湖州知府，旋补杭州，不出几年就升至浙江巡抚，其间自然也离不开胡雪岩的运筹帷幄。而胡雪岩也充分发挥了徽商天生的潜质，顺势扩展钱庄，经营丝行，赚得盆满钵满之余，还赢得“东南大侠”的美誉。
在胡雪岩们加速运作资本的同时，西方的野心家也已经用坚船利炮砸开了古老国度的封锁。域外悲风骤至，国内形势更是云波诡谲，太平军势如破竹，欲与满清分庭抗礼，小刀会、天地会、白莲教起义等等此起彼伏，人们为了生存而挑战着帝国最后的秩序。
胡雪岩尽管没能生逢太平盛世的繁荣，却在政局的跌宕起伏中辗转觅得巨大的商机。他瞅准了乱世流离、人们无法携带大量现银的现实，以信用为招牌，将钱庄扩展出二十余家分号。同时，风起云涌的起义隔断了水陆贸易，而胡雪岩却预料到丝价将不断攀升，当机立断，运用人情脉络，与丝绸业的同行联手，大赚了洋人一票。他固然是乱世的投机者，入库的每一纹银却似乎都名正言顺，只因他懂得因势利导，化拙为巧。
东去
咸丰十一年岁末，胡雪岩带着伤病和悲痛抵达上海。
这次到上海，与之前生意上的往返相比，心境迥然不同。李秀成率太平军第二次围攻杭州，胡雪岩出城筹粮，却无力将二十船粮食运入城内。王有龄四面楚歌，弹尽粮绝，失城自缢，这对胡雪岩而言，无异于手足诀别。此时的杭州城内，也已是断瓦残垣，蒿蓬没路，饿殍遍野，人口从道光末年的81万锐减至数万。胡雪岩只得重振精神，回到上海，打理钱庄分号与丝行的生意。
事实上，太平军的庚辛之变，恰恰是胡雪岩通往财富之巅的绝佳时机。因为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靠山——左宗棠。
为了试探胡雪岩的诚意和能力，左宗棠要他在十天内筹得10万石粮。而胡雪岩顺水推舟，表示三日内即可筹到。这在旁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，胡雪岩却完成了，并以此获得了左宗棠的信任。此后，胡雪岩为他善后赈灾，综理粮台，协理洋务，筹措军火，在垫付巨额粮饷之外，甚至为左宗棠的西征而向洋人高息借款，每次不是化险为夷，就是雪中送炭，因而被左宗棠盛赞“虽出于商贾，却有豪侠之概”，是“商贾中奇男子”。
胡雪岩坐镇上海采运局，襄助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，较之李鸿章在上海操办的江南造船厂在时间上更早了一年，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企业，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舶修造厂；建立的甘肃织呢总局，也早于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，是国内第一个机制国货工厂，也是洋务运动中第一家官办的轻工企业。此外，胡雪岩还为左宗棠西征和收复新疆出钱出力。两人联袂成就的事业，不仅及时抵御了西方的侵略，同样也充当了西风东渐的媒介，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使一个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的民族重获自信。
胡雪岩是清廷的得力助手，同样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。他为左宗棠效命，收获颇丰，不仅自己戴上珊瑚红顶，穿上黄马褂，成为清朝的头号官商，还为母亲请得正一品诰命夫人的封典，这是当年王有龄始料未及的。高阳的《红顶商人》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：在前往上海的船上，王有龄和胡雪岩谈起做官与经商。王有龄感叹，胡雪岩若多读几年书必定仕途得意，而胡雪岩却认为，“做生意有做生意的乐趣……做官也有做官的乐趣，起码荣宗耀祖，父母心里就会高兴。像我，有朝一日发了大财，我老娘的日子自然会过得极舒服。不过一定美中不足，在她老人家心里，十来个丫头伺候，不如朝廷一道‘诰封’来得值钱！”当时，王有龄安慰他，诰封请得到，只是一品夫人的诰封请不到而已，言谈之间并未意识到胡雪岩的潜力。二十余年后，胡雪岩追随左宗棠，亲自将当年的玩笑变成了现实。
在官场之外，胡雪岩的精力主要倾注于钱庄、丝行和胡庆馀堂，其中，钱庄和丝行的关系最为密切。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列强以上海为基地，设茧行、丝行，开办丝厂，掠夺中国的蚕茧丝业的同时，大力倾销高价的丝绸成品，完全掌握了丝绸经济的主动性。然而，胡雪岩却凭借雄厚资本和人情手腕，将经营蚕丝生意的洋商逼得无路可退。当年，王有龄升至浙江巡抚，胡雪岩顺势成立浙江蚕丝总商会，联合浙江的官员、士绅和蚕农，以及上海丝行的老板，竟收购了江南大半的生丝，用釜底抽薪的方式，将生丝出口价格抬高一倍以上，令洋人怒不可遏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然而，成也蚕丝，败也蚕丝，胡雪岩一手掀起了这场丝茧大战，却无法凭一己之力主导最后的结果。华府盛宴，高朋美眷，这些人生的浮光掠影也被急转直下的时局轻易间揪碎，一如暴雨搅乱一池青萍。
1881至1883年，胡雪岩投入2000万两白银，三年间囤积了1.4万包生丝，本以为当年浙江气候不好，桑蚕价格趋高，却不料意大利生丝丰收，部分洋商掉转枪头陆续离开中国。虽然洋务派是国内消息最灵通的，但彼时的中国对于西方世界依然缺乏了解。胡雪岩不明就里，坚持要等到高价再沽。此外，上海的出口贸易也受到中法之间的战争气氛所影响，洋商趁机相约不收购生丝，致使丝价直线下跌。胡雪岩一时周转不灵，又担心生丝囤积变质，只得忍痛低价抛售。胡雪岩的孙媳妇戴泳霓不无伤感地回忆当年的境况：胡雪岩得罪了洋商，蚕茧卖不出去，在仓库中都烂了，“每天请人翻动一下，就要花一个元宝，家业都倒闭了”。随着政局的日渐凋敝，胡雪岩失去了来自国家的支持。以一己之力面对整个世界宣战的后果，胡雪岩未必不知道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多少人能够成就功名利禄，又有多少人能在侥幸躲过历史的劫难之后，及时抽离残局，功成身退？胡雪岩已在商战中注入太多的民族情感，背水一战，已无法冷静地判断形势。他在国内编织的财富网和人际网一如江南曲折绵延的水道，又推搡着他冲向历史漩涡的最深处，他早就已经没有撤退的余地。
当年的卦象，不过描绘了胡雪岩人生的华章，而没有道出零落成泥的残章。他的确在东南大陆聚拢了大量的财富，然而这些沉甸甸的浮华一夕之间如潮水东去。也许，胡雪岩至死都不能接受，三十余年苦心营建的庞大白银帝国，最后竟输在小小的白色蚕茧之上。
